东汉的衰亡，主要是由内外两个因素造成的。外部的威胁包括羌族的叛乱和对匈奴的迁居政策，而内部的腐败问题则表现为外戚与宦官的争权斗争，以及党锢之祸。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黄巾军的起义，地方政权难以平定，进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军阀割据，最终导致东汉的灭亡。
如果我们单独谈一下党锢之祸，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士大夫与宦官之间的斗争。宦官专权，士大夫进行反对和清议，这场斗争深刻影响了东汉政权的稳定，最终引发了黄巾起义，地方的动荡使得中央政府的权威丧失，军阀开始崛起，形成割据局面，东汉帝国因此走向了衰亡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所谓的“清议”一词并不具备积极的含义。它其实是魏晋时期“清谈”的延续。清谈一度成为士大夫的象征，名士们无所事事，抱怨时局，醉心于清谈而远离实际政治。实际上，魏晋的名士，虽然表面潇洒，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有限，最终不过是任人宰割的对象。
展开剩余68%如果将这些清议的思想放到东汉的党锢之祸上，可以发现，那些士人往往自以为高洁，认为自己追求的书本知识才是唯一的真理。可是，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说着“读书高”，但在实际政治中，他们并未发挥出足够的影响力，反而成为了宦官专权的牺牲品。
党锢之祸发生过两次。第一次是在公元166年，当时太尉陈蕃向桓帝上书，建议清除宦官的权力。然而，桓帝没有采纳，反而让宦官惩罚那些支持陈蕃的士大夫。结果，宦官开始实施报复，导致一大批士人被捕。最终，经过太学生贾彪的游说，桓帝同意释放这些被捕的士人，第一次党锢之祸得以平息。
第二次发生在公元168年。这时，灵帝继位，桓帝的遗孀窦皇后成为太皇太后，窦武被任命为大将军，陈蕃也重新回到朝廷。士大夫们再次掌握了政权，理应是他们期望的政治高峰，但他们还是未能有效地削弱宦官的权力。最终，宦官先发制人，导致窦武兵败自杀，陈蕃也被杀害。许多士人遭到捕杀，这一事件直接导致党锢之祸的第二次爆发。两次党锢之祸的失败，揭示了士大夫阶层的弱点和不成熟。
这两次事件的根本问题在于，士人虽然掌握了名声，但他们的能力不足以扭转乾坤。此外，东汉的教育体制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局面。东汉的太学虽然规模庞大，但其中的很多学子并非以求学为目的，而是以家族背景和社会地位为重。这些贵族子弟并不关心学问本身，而是利用教育来为自己争取政治资源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东汉的士大夫们大多被名声蒙蔽，关注的是所谓的清流与清谈，而忽视了实际政治中的责任。尽管他们高谈阔论，最后却未能解决当时最为关键的政治问题。这也反映了一个历史的教训：如果国家在危难时刻需要你，你就应该挺身而出，而不是坐在一旁谈论空洞的理论。真正的英雄，像班超、祖逖一样，会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，而不是仅仅通过言辞和清议来解决问题。
东汉的士大夫们，虽然在理论上追求高尚的理想，但最终却未能在实践中做到真正的担当。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，从战国四公子到魏晋的清谈名士，都是以清谈、交游为主，而缺乏对实质问题的处理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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